我之前是很支持TikTok的。
2020年，当特朗普政府首次试图强迫TikTok的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出售该应用，否则有可能将其禁止时，我当时的看法是，在美国禁止TikTok的弊大于利。
我为什么这样认为呢？部分原因是因为，把所有大型社交媒体应用都存在的问题——侵入式数据收集、不透明的内容政策、令人上瘾的推荐算法——推到TikTok身上，是省事的做法，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相信这个应用是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中国间谍工具。
现在，我仍然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通过美国人的智能手机窥探他们，无需使用TikTok就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美国没有联邦层面的数据隐私法，它可以从数据中介那里买到大量信息。
而且现在，我依旧担心，对Meta和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来说，禁掉TikTok是一份厚礼，这两家公司拥有TikTok最大的竞争对手——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在一个竞争已经严重不足的市场上，这会进一步巩固它们的赢家地位。
但在过去的几周里，随着一项迫使字节跳动出售TikTok的两党支持议案在国会迅速获得通过，我开始意识到，禁止或强制出售TikTok或许是一个好主意。
我采取这个立场，并非出于自愿。我仍然认为，反TikTok一案的许多论点都是基于模糊的、仅存于理论层面的危害主张。我也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电子前沿基金会等组织提出的观点，它们认为禁止TikTok会扼杀美国公民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并且可能为世界各地的威权政府树立先例，以此做为理由，为它们审查不喜欢的网络言论辩护。
但TikTok也犯了一系列自取其辱的错误。此外，它对最新国会议案的笨拙回应（包括鼓动用户给他们的众议员办公室打去愤怒的电话）可能在无意中证实了批评者的说法——TikTok有兴趣也有能力在有意愿时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美国政治。
TikTok发言人亚历克斯·豪雷克为该公司的做法进行了辩护，称“美国人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可以向政府请愿伸冤，TikTok用户要求他们的国会议员投票反对一项法案就属于这个范畴，该法案会践踏宪法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危及他们的生计”。
自从特朗普总统试图强行出售TikTok以来，这家公司有四年时间来改进自己的行为。它本可以用这段时间变得完全透明——证明它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它与字节跳动的关系就像它声称的那样疏远、不插手。该公司的领导人本可以承认——并真诚地应对——作为一款中国所有的应用程序，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承载政治言论所固有的紧张关系，尽管其中一些言论将不可避免地转向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方向。
但相反，TikTok口口声声表示支持透明化，却启动了毫无说服力的“得克萨斯项目”——通过将TikTok的美国用户数据转移到美国公司甲骨文拥有的数据服务器，来缓解人们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去年，它邀请记者参观了一家位于洛杉矶的新建筑群——透明与问责中心，一些参观者形容那里像是一个霓虹灯闪烁的主题公园，里面充斥着防御性企业信息。
TikTok的发言人豪雷克说，公司在透明度方面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远超任何一家同行企业，”其中包括允许外部审计该应用的源代码。
在大多数情况下，TikTok试图低调行事，同时私下里也在暗示，任何胆敢质疑该公司与中国政府关系的人，都是在偏执地散布恐惧，甚至可能是种族主义。
事实上，TikTok的批评者也有越界的时候，比如上个月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就他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受到了咄咄逼人的质询，而他其实是新加坡人。
但是这家公司也将排外主义的指责用来打击那些诚恳的质疑者，他们只是想知道一个由中国科技集团所拥有的应用，怎么可能不受中国的影响，考虑到中国政府干涉其科技公司的记录。（我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TikTok的一名高管说，我偏执于质疑周受资是否感受到了必须遵守中国审查法规的压力。而重要的是，周受资当时也是字节跳动的首席财务官。）
该公司还扩大了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并在自己的业务方面拒绝提高透明度。
例如，2022年，字节跳动的员工被发现对报道TikTok的美国记者进行监视，从记者的TikTok应用收集数据，试图确定是谁向记者们泄露了内部对话和文件。事件曝光后，字节跳动的几名员工被解雇，该公司声称这是一次“被误导”的行动，但在我看来，将此事说成几个自行其是的雇员的行动，说他们没有得到公司授权，始终缺乏可信度。
